2020年05月09日 星期六

没署名字的作者

       ——为我改稿纠错的人们

张志波

       2001年12月初,我写出《赏根记》初稿。我将初稿送给时任县人大副主任的李峰奇,请他修改定稿。谦恭和气的他,改稿十分认真。他将原稿中的“盘屈”改为盘曲,说词典中没有盘屈一词。他将“坚韧”改为坚忍,说坚忍是指人的坚持与不动摇,而坚韧是指物体的坚固有韧性。他说:“此文,以采用坚忍为宜。”他的言行告诉我:遣词造句,应先弄懂词义,力求用词精准恰当。通过改稿,我认识到他的高大厚重,发现了自己的卑微渺小。为自己的无知、轻率和浮躁,我感到羞愧。这位老领导使我懂得:写文章,要先做好学问。经他修改的这篇短文,见报后果然获得好评。

       2002年9月,我的散文《京剧名家的墨宝》见报。遇到原县人大副主任刘儒林时,他先肯定了文章总体不错,接着给我上了一课。他明确指出:“你把京剧演员吴钰璋所属的流派写错了。他是郝寿臣所创的郝派,不是裘派。”他说:“京剧花脸行当,分为金郝侯裘四派。四派各有特点,不可混淆。”素有儒雅之气的他,爱读书,重文化,懂京剧。他思路清晰,说话有根有据,做事有板有眼。他的话,一字一句,无须质疑。老领导喜爱我,也在告诫我:写稿登报,要对读者负责,切不可凭想象张冠李戴。这次当面纠错,使我对他更加敬重。

       2005年5月,我发表的一首新诗中,有一句“街上飘着腌菜缸里的味道。” 原县政协副主席王麟本,对此不以为然。在座谈交流中,一向爱较真儿的他说:“把腌菜缸里的味道写进诗里,这还是诗吗?”他告诫我们说:“不要跟那股以丑为美的所谓诗风,那不是糟贱诗吗?”他说:“诗的美学,讲究语言美和意境美。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往诗里装。”他的批评指点,使我对于诗歌文化,产生了一种敬畏感。写诗时,再不敢信口开河了。对于这位倔老头,我起初有点儿怕他烦他,后来觉得他可亲可爱。我认识到:他是一个耿直的文化人,一个求真务实的实干家。

       2010年7月,我写出《党旗下的演讲》初稿。原县人大副主任谷保清,是演讲活动的参与者,又是我县机关文秘工作的元老级人物。因此,我将初稿送给他,请他修改把关。我想:这位白发老人,也许粗看一遍就算了。谁知,他仔细看了三遍,修改了四处。比如,他将“陌生的听众”改为“众多的听众”。在稿纸背面,他还写了几句鼓励我的话。他对于后来者的关爱,对于文字一丝不苟的态度,展现了一位老党员、老干部的良好形象。这位和蔼可亲、朴实严谨的老人,使我肃然起敬。

       为我改稿纠错,是老领导刘增朴的家常便饭。我开始写小评论时,他先出题定调。我写好初稿后,他逐字逐句地修改。对于没有体现其意图的稿子,他会让我想通悟透后重写。他告诉我:写好小评论,要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勇于担当。要多学多练,潜心揣摩,反复打磨。他强调,要突出小评论的思想性、针对性、战斗性,要说“骨头话”。一篇短文,他改多少处,难以计数。他欣赏一句名言,那就是“不厌其烦地改”。严纠细改过程,体现了他“有棱有角、有情有义”的思想品格。他的严中之爱,是经过长期接触、相互磨合之后,我才真正感悟到的。

       张东民同志,比我年轻十来岁。作为晚报总编,他对我尊重包容,宽中有严。在改稿纠错方面,他采取了“交底账”“敲边鼓”“打预防针”的方式:经常向我介绍县领导对办报工作提出的要求,强调搞好正面宣传,把握好舆论导向,多反映巨鹿改革发展的新变化。稿子见报后,他会把读者反应转告给我,使我意识到应该写什么和怎么写。对于稿子中的空话、大话、过头话,他会改成适当的表述语言。有时,我们会交流看法,商量着一起改稿。为了办好晚报,我们相互鼓励,在风雨坎坷中合作了十七年。我说:“我是晚报的最大受益者。”他说:“你是晚报忠实的撰稿人。”

       《巨鹿晚报》创刊二十年之际,我想念并感谢所有对我有过帮助的人。他们是严师益友,也是恩人贵人。他们或许曾经无意中带给我些许的苦涩,却为我留下大量的恩惠与清香。他们陪伴我为晚报写了二十年稿子,也一起为所走过的年代留下了自己的记录和印迹。他们,是没在作品上署名字的作者。对于他们,我不会忘记,读者不会忘记,晚报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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