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7月14日 星期二

读《巨鹿宋城文化丛书》感言

贾春峰

       按:按照县委书记孙保祥同志的要求,《巨鹿晚报》全文刊登贾春峰先生《读<巨鹿宋城文化丛书>感言》一文。贾春峰为中央宣传部退休干部,巨鹿县野场村人,曾任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文化组党支部书记,后任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副组长(副局长),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宣部办公厅正局长级调研员、研究员。主要作品有“文化力”等13部学术专著。贾春峰先生非常关心家乡文化建设事业,对巨鹿宋城文化研究工作给予高度关注,他克服严重白内障带来的不便撰写了这篇感言,充分反映了他深厚的桑梓情怀及其拳拳之心,殷殷之情。

       一、收到巨鹿宋城文化研究会辑印的《巨鹿宋城文化研究丛书》,顿然使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这套丛书(主编为赵怀波),还有一份立论扎实、求真求实、有理有据、逻辑清晰、颇有说服力的《巨鹿宋城文化研究工作报告》,把我的思绪一下子带到了家乡巨鹿,带到了那座古县古镇因黄河决口,被汹涌而来的滔滔洪水淹没,及其后来发现遗迹、历经诸多磨难和演变的历史长河中。

       我想,我们的巨鹿先民、令我敬重的前辈老乡亲,遭受了多么巨大、多么惨重的灭顶之灾啊!

       这使我的内心深处,本来就存有的沉甸甸的巨鹿历史事实,又加添了心灵上的巨大震撼,涌动起一波又一波、一层又一层的厚重感和深沉感。

       二、遵照县领导的意见和部署,巨鹿宋城文化研究会做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保护和研究工作。我认为,这项工作做得好,意义重大, 它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文化学术意义和科学认知功能。

       在我看来,经过各项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此事应当载入史册,应当写进中国历史教科书,写进世界文明史。

       三、从我早年(十多岁)在巨鹿县城的经历来说,值得说说的有两个碑。

       一个碑,是唐贤相魏文贞公故里碑。在我为《中国巨鹿乡贤魏徵及其文化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5月出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过,“书中所说的设在旧县衙的《唐贤相魏文贞公故里》碑,我过去也曾几次路过此处,驻足观赏并小心翼翼地伸手抚摸,至今记忆犹新。”这个碑现在已不知流落到何处了,也不知以后还能否查找得到。

       另一个碑,要多说几句,就是现在所谈的三明寺妙严殿碑。碑文记载“大观二年秋,河决旧堤,流行邑中,寺之……”。这个碑文所记,具有重要的文物、文史价值。

       三明寺在何处?从“专家学者论巨鹿宋城”中看到一位专家的说法,从“复原图上标明三明寺是在县城大十字街的南街的路西”。他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同“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巨鹿县城平面图”所标三明寺的位置是一致的。我十多岁时的记忆也是这样。当时我是巨鹿第一中学第一班的初中生。我每次去学校,就是走大十字街往南去的这段路。一中的校门在路西向东开,走进去后再往南走,一片高台处就是三明寺的遗址。记得当时不少人称三明寺为南大寺。在我考上邢台一中高中班之前,从1951年至1954年,我在巨鹿一中学习了三年时间。有时课余三两同学一起到这个校区内的三明寺遗址上走走,看到有破碎砖块瓦片混在泥土中,散存在杂草丛生间。依稀记得有石碑歪歪斜斜地躺在地面上。这个留在脑海中模模糊糊的印象,恍恍然似有似无。现在从《巨鹿宋城文化研究工作报告》上看到,三明寺妙严殿碑已立在巨鹿魏徵公园的碑林。这可是极为珍贵的呀。建议对这个碑实施点保护措施,以防雨淋、防风化损害。

       为了验证这个事,在草成这篇短文后,我同对创建巨鹿碑林作出最重大贡献、令我敬重的年近九十的左宝珍老同志通了个电话。他说:碑林中那块妙严殿碑,就是从一中那个地方移来的。他还说,这是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历史博物馆挂了号的。

       四、在这套丛书中,有一本《巨鹿宋器丛录》,其叙言中讲到“可知宋物质文明之程度”的话,这个“物质文明”的用语,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学界曾就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些概念何时最早提出和使用的问题,进行过研究和讨论。在1983年由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我写的一本小册子《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1991年6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3辑发表的我的一篇文章中,都专门提出和讨论过这个问题。

       “文明”一词,在中外著述中很早就使用了。我国商周之际的《周易》一书,就有“天下文明”这样的话,可以说《周易》是最早使用 “文明”一词的。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用语,是到了20世纪初期这个思潮纷涌的年代才开始提出。当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科学内含,也都有一个逐步加以揭示、说明和概括的过程。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1921年这个影响巨大的《东方杂志》发表的署名三无的文章《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关系》一文,非常明确地提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俟而不可离”。在此之前一年,即1920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一文中,使用了“物质文明”这个词语,并首创了“文化力”这个概念。再早,中国的文献、文章、书籍、所有文字资料中,至今还找不到有使用“文化力”这个概念的。这也是梁启超在学术理论研究上善于开风气之先的一个例证。1923年我们党创建时期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发表的《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一文,使用了技术文明、物质文明的提法。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列为“清华四大导师”的赵元任,于1926年开始使用“精神文明”一词。

       《巨鹿宋器丛录》第一编的叙言之三,为当时天津博物馆的李详耆所写。他把巨鹿出土的瓷器、漆器、铜器、铁器、石器、陶器、木器、骨器均归结于宋代“物质文明”发展程度之列。这是1923年7月的提法,同从1901年、1902年学界开始有、到20世纪20年代报刊不断使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用语是一致的。也可以说这篇叙文的作者,注意吸纳了已经出现、刚刚出现的“物质文明”这个新概念新提法。

       五、梁启超于1921年秋,应南开大学的邀请,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其讲课内容,当年即成书。现在“专家学者论巨鹿宋城”中收录的他那段话,把被湮没的巨鹿古城与意大利为火山的流焰所盖的庞贝古城相并列并举,并引发议论,我以为他讲得是很妥贴、很深刻、很精准、很有意义的。我想,这一东一西的例举,这一水一火,真可谓人们常说的水火无情啊!我看,把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先辈大学者的不长的精辟见解,放在本论丛的开篇论列之首,有益于让读者很快领略、体会巨鹿宋城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巨鹿故城被湮没及后来被零乱挖掘这件事,之所以能进入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先是演讲后是成书),这正反映和体现了他的治史理念。在他涉及众多学科的学术理论体系中,历史学占有非常突出的或者说是轴心的地位。而历史研究,最根本的依据是史料、是事实。他用图表说明,史料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字、文献史料;二是非文字记述的史料,包括实地考古的发现。通过发掘之物来了解历史、审视历史,这正是他所希冀的、所一贯主张的。敏锐地及时地捕捉考古所得,来验证、来说明、来校正已有的说法,这是他的、也是他多年交往的学术上相敬相知者王国维所共有的研究品格,这个品格也可简要地说是唯实唯物。近些日,我费力看了王国维那篇只有两页(第一页加标题九行,正文只有八行。第二页正文九行)、竖行的《宋巨鹿故城所出三木尺拓本跋》,他那样艰辛、细心研究学问,留下的那十七行平白话语,读之令人赞叹啊!

       顺便说到,鲁迅先生在1917年、1921年两年中,有三篇日记提到巨鹿。1917年是正月初九和初十,1921年是七月二十八日。这说明,那时发生在巨鹿的事,其影响之巨大、其波及之广泛。

       六、我很赞赏专家学者的这样一个说法,“20世纪巨鹿陶的出现是个伟大的事件。”(见《巨鹿宋城论丛》第65页)那篇《浅谈巨鹿陶及其在世界各国的收藏》一文,不仅谈到了制陶技术的进步、装饰技法的创新,而且谈到了艺术之美,使那些陶瓷器“向人们显示出其娇艳多姿亦十分动人的风采”。文中说到,巨鹿古镇城址出土的大量宋磁州窑磁器,有许多稀世珍品被陈设在国外著名的大博物馆内。磁州窑之神韵就在于其制作风格很娴熟的活泼性。作为民窑,它常以大批量生产为宗旨,在技术上表现出很熟练,也很流畅、活泼,令人轻松舒展,携给观赏者一种舒畅的亲切感。这个分析,体现了生产技术与产品美学的融为一体,蕴含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

       是啊,一个不大的巨鹿,一个磁州民间窑场,带给全世界那些名扬天下的大博物馆无限的、无与伦比的精彩,激起那些络绎不绝的参观人群无穷无尽的欣赏快乐、愉悦感和好奇心。这是巨鹿人的贡献和光荣,是磁州窑人的贡献和光荣,是整个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中国劳动者的贡献和光荣。这怎能不让我们这些后人心潮澎湃,永久地置于激情和思绪涌动之中。

       由于视力差,这篇艰难阅读时的感想式即兴小文,片片断断,说得不妥之处,敬请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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